话说，
去过非洲的人，可能听说过“非洲五霸”或者“非洲五大兽”（Africa Big Five）的说法。
这五霸，是非洲象，非洲狮，犀牛，豹和非洲水牛。
不过这五种动物被选为Big Five，并不在于它们体型庞大或在食物链地位高比较高，
而是因为在比较落后的年代，它们属于战斗力爆表的野外小boss，是猎人们最难猎杀的动物。
猎人们在猎杀这些动物时，不但成功率极低还可能有被反杀。
是的，非洲除了是动物的乐园，也同样是猎人们的乐园。
我们今天要讲的故事，开始于这么一张照片，拍摄于南非豪鲁维卢国家公园的一处水坑附近。
照片上的这头犀牛，被偷猎者用大口径子弹猎杀，根据推测，他们可能就是附近的村子里的居民，携带着装有消声器的猎枪和手锯，小心避开了反偷猎人员的巡查，非法进入国家公园。
你可以清晰看到犀牛头上被锯掉角后的巨大伤疤。
拍摄这张照片的人，是一位南非的著名摄影师，名叫Brent Stirton，拿过的摄影奖项无数。
偷猎者离开后4、5个小时，Brent Stirton来到现场，看到这触目惊心的一幕，他按下快门记录下来。在拍摄到这张照片之前，斯特顿已经亲临了不下30个犯罪现场。
他说，每次看到，都令人绝望。
而这张照片，在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举办的野生动物摄影展上，拿下了所有类别的最佳。
从2011年开始，Brent Stirton就在与《国家地理》杂志一起，卧底并暗中调查南非犀牛角偷猎和走私的情况，而他们发现和揭露的事实，让很多人惊讶。
注：以下图片若非特殊注明，均为Brent Stirton作品
濒危的犀牛
南非可以说是全世界犀牛的主场，全世界所剩不到3万头犀牛中，有70%都生活在南非的平原之上，其中包括近两万头白犀牛，和五千头左右的黑犀牛。
两万头，好像不算太少？
可是在18世纪欧洲人刚刚占领非洲大陆之时，这里可是有着不下几十万头的种群数量。
导致犀牛种群锐减的原因，就是它天生头顶的那一根或两根硕大武器。
其实中国原本也是有犀牛的，印度犀、苏门犀、爪哇犀三种亚洲犀牛，都曾在中国大陆繁衍生息。
（图片来源：百度百科）
在殷商时期，中国犀牛的分布非常之广，殷墟之北的内蒙古乌海一带，经六盘山往东，过子午岭、中条山、太行山，甚至泰山北侧，都有犀牛的踪迹。到了清朝，云南成为了中国犀牛的最后栖息地。
1922年，犀牛在中国彻底消失。
在中国、越南、韩国等亚洲国家，犀牛角是极珍稀的药材，被认为是最佳的清热凉血药，从古时就是只有达官贵人可以使用的；
阿拉伯国家把犀牛角看作社会级别的象征；
在也门和阿曼，犀牛角被用来制作仪式上使用的匕首手柄。
（图片来源网络）
不管是装饰还是药用，犀牛角都是极为贵重的素材，在黑市之上，不到一斤的犀牛角价格超过3000美元。
而真正到达卖家手中，一根犀牛角，就可能要花费几十万的人民币。
“未经证实的谣言像病毒一般散布开来——一个河内的政客被犀牛角治好了肿瘤。
2011年，我在胡志明市最大的癌症医院里看到了那批绝望的孤注一掷的癌症受害者。
这些来自农村的人即使买不起孩子上学用铅笔，也要花上比他们一年能见到还要多的钱，大约200美金向医院外的犀牛角商人买一小块牛角。
通常这甚至都不是真牛角。”
尽管1977年的华盛顿公约（CITES濒临绝种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公约）将所有犀牛种类都作为濒危野生动物，终结了各国世面上对犀牛的合法跨境交易，
但面对这样的暴利，偷猎者和走私者依旧垂涎着犀牛角，从1981到1987年，95%的坦桑尼亚黑犀牛倒在了盗猎者的枪下，数量从3000减到100只。
即使如此，非洲各国政府依旧没有禁止在境内捕猎犀牛和犀牛角交易。
直到2009年，南非政府暂停了境内所有的犀牛角交易，但是随之而来的，是凶猛的偷猎者。
Brent Stirton和记者Bryan Christy的调查发现，在禁令行使之前的2007年，犀牛被偷猎的记录数量为13头，而2015年，因偷猎死亡的犀牛数量，迅猛增长为1175头。
由于犀牛是非常安静的动物，在受伤后不会发出大叫，偷猎者们通常会先开枪把母犀牛打伤，它们安静的哭泣只会把受惊的幼崽引来，然后偷猎者手起刀落，直接一刀插入幼崽的脊椎。
因为这样可以节省一颗子弹。
如果犀牛像兔子一样繁殖力超强，那么猎杀对于它们来说并不至于灭顶之灾，偏偏犀牛本身，又是一种繁殖起来太耗时间的动物。
在繁殖期到来之时，一对犀牛要先同居4个月之久，然后经过15-18个月的孕期，只生一胎，小犀牛诞生后还要跟随母亲3年时间才能独立生活，
也就是说，犀牛4-5年时间繁殖一次，一次一胎。
这个缓慢的速度，是因为作为“非洲五霸”之一，犀牛少有天敌。
当然，扛着AK47的人类是其中最大的那个。
“合法”的猎杀
Brent Stirton深入南非深处，还是为了见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美国人Dawie Groenewald.
这个人的身份，是一位猎场主，他所经营的猎场，是整个南非最大的之一，手续齐全，设施完备。
然而Groenewald还有另一个外号，“butcher of Prachtig”——Prachtig的屠夫。
仅在南非，他就面临着1872项和犀牛角相关的指控，同时美国政府也在为引诱数十人参与非法狩猎活动的罪名希望引渡他回国受审，就连捷克政府也将他与犀牛角走私的罪名挂上了钩。
可以说是犀牛界的名人了。
（图片来源网络）
他能提供给犀牛角需求者的，是一场看起来特别合法的“伪打猎”盛宴。
客户会经常通过一个本地的中间人，联系到打猎的供应商，以获取一个狩猎许可证和一个预备CITES许可证，合法从省级自然保护部门出口战利品。
然后这笔交易开始，犀牛被转移到一个狩猎区，客户付款给狩猎场的场主。
之后，客户会抵达南非，直接到狩猎区完成狩猎。
之后犀牛角会被自然保护部门的官员植入晶片注册。狩猎设备供应商则将犀牛皮和犀牛头送去剥制师那里制成一个带有犀牛角的战利品，并签上出口许可。
在这个过程中，从海关，到当地警局，统统都有与犀牛角走私相关的人员。
所谓的“打猎”，其实就是一场许多人的协同表演，将犀牛角的交易合法化。
Groenewald的客户，大多来自越南、中国、捷克、美国，甚至还有一位美国政治人物（说到这儿他特别得意洋洋）。
那你可能会问，这些犀牛，是怎么进入狩猎场的呢？
（图片来源网络）
很简单，Groenewald以繁殖与保育犀牛的名义，直接向保护区购买犀牛，归于他的保育范围之内，
甚至连之前曾被人盗锯犀牛角而被送往当地机构的犀牛，也在他的狩猎场出现。
（图片来源网络）
而他对记者说的话，其实细思极恐：
“国家公园卖我犀牛，你知道怎么标价么？
按照角的长度——你告诉我他们难道不希望这些犀牛被狩猎吗？”
那么Groenewald到底有没有繁殖犀牛？
当然，不过是为了在表面掩盖，同时获得更多可以获利的猎物罢了。
“这是我的犀牛，顾客付了钱来打猎，我的职责就完成了。谁射杀了他们，射杀他们又是为了什么，不关我的事。”面对指控，他显然成竹在胸。
（图片来源网络）
我们反观CITES报告：在南非2007年只有13头犀牛被非法杀死。
但是，这样合法的“打猎”，可能才是真正的问题。。。
在2003年至2012年间，可能有十分之九的犀牛角”合法地”离开了南非但是并没有上报于越南机场海关，出口许可证也没有被取缔，导致它们可以被“合法”使用。
2017年6月，Groenewald兄弟俩被国际刑警抓获，美国政府申请引渡。
犀角的“农场”
而在南非，还有另一个重要人物John Hume，在犀牛角的交易中起着重大的作用，他也是两位记者所暗访的对象。
与象牙不同，犀牛角不仅是雄性和雌性都长，它另外一个最大的特点，是会一直生长，即使切断，也会慢慢再长一个新的出来。
杀鸡取卵的事John Hume当然不会做，他在做着一笔巨大的长线投资。
在距离南非约翰内斯堡160公里的克莱克斯多普，坐落着John Hume的犀牛农场，那里有约1300头犀牛，由Hume雇佣的全职安保部队24小时全力把守。
每只在野外需要1000英亩来生存的犀牛，在Hume的农场上，只有牛均7.5英亩的栖息环境。
Hume是全世界养殖犀牛最多的人，每20个月，他就会给犀牛注射镇定剂，切下犀角。他这么做既是为了防范偷猎者，也是希望有朝一日，能把从1995年积攒的6吨多犀角库存变现。
这些犀牛角，价值大约4500万美元。
2015年开始，Hume和Groenewald就结成了同盟，除了Groenewald卖给Hume上百头犀牛外，他们一起努力提起诉讼，要求推翻南非政府于2009年颁布的，境内暂停买卖犀牛角的禁令。
Hume自己说，合法化犀牛角的买卖，可以更好地控制犀牛角的来源和流向，赚来的钱可以为养殖和繁育犀牛提供更多的资金，最重要的是，可以阻止偷猎者的脚步
——有了合法的方式，还会有人偷猎吗？
南非反偷猎组织OSCAP的领导人是这么说的：
“（犀角交易合法化）如果实施，对于我们的执法机构来说太困难了。2015年，政府部门一共逮捕了近千名盗猎者，只有61人得以定罪。如果还要分出大量精力，控制合法的交易，减少腐败，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事情。”
南非本地并非犀角的消费地，如果境内合法买卖，国际禁令依旧，最终一定会变成大量的走私出口。
过去的几次历史事件，似乎也印证了解放禁令——甚至只是风声而已，就已经让压在野生动物身上的乌云更加沉重了。
1997年，南非政府试图解除CITES对犀角的国际禁令，并准备加大执法机关力度以控制合法买卖，
然而消息刚刚放出来，偷猎事件就开始升级，超出南非执法部门的可控范围，最终失败作罢。
（图片来源网络）
2007年，CITES暂停了包括博兹瓦纳、纳米比亚、南非和津巴布韦对日本和中国出口象牙的禁令，即将在2017年开始施行，希望以官方出口这种方式减少偷猎。
而从2007年开始，这十年间偷猎大象的数量迅速增长，30000头每年这个数字，足够惊人了。
（图片来源网络）
拥有非洲象最多博兹瓦纳甚至后悔了，开始呼吁重新恢复象牙禁令。
合法扩大了需求，而5年才生一胎、20个月才收割几斤、还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饲养所得的犀角，显然和韭菜不是同一级别的供应，偷猎看起来是成本最低的选择。
尽管无数反对者游行、上书，今年4月，南非法庭最终，还是裁决再次打开南非境内的犀角市场，人们可以在国内售卖犀角，从而赚取利润。
Hume迫不及待地着手开始了网络拍卖，尽管只能售卖给南非居民，他的犀角拍卖网站上除了英语之外，依旧上线了越南语和中文的首页。
（by Alexander Joe，图片来源CNN）
到这里，Brent的故事讲完了，而犀牛种群未来的命运，似乎前景依旧笼罩在迷雾里。。。
在这个故事里，让我感触最深的，不是记者们冒着危险详尽而深入的调查，也不仅仅是犀牛和其它野生动物面临的生存难题，
而是Prachtig的屠夫——Groenewald受访时，理所当然地说的一句话：
“那些人总是打电话给我，因为他们需要犀牛角，更多，更多的犀牛角。如果他们从我这里拿不到，他们也会从别人那里拿到的。”
不管是犀角、象牙、穿山甲片，还有等等等，
其实就是最俗但最深刻的那句话：
没有特殊的需求，就没有残忍的杀害。
这才是对于任何非法动物制品最好的控制，也是对于野生动物最好的保护。
（图片来源网络）
完全拒绝动物制品，那是做不到的，牛的皮羊的毛蚕宝宝的丝，都是我们家里最常见的东西。
就算是全部使用人工替代品，制造它们废弃它们带来的污染，也同样对自然界带来不小的伤害。
所以我们说的，不是这样一种圣母心态。
但对于任何动物制品，我们或许可以建立这样一种自觉：
只使用可追溯来源、合法养殖、人道获取的动物制品；
不使用来源不明、获取过程残忍或者来自稀有动物的材料。
其实这两年很多时尚大牌，也都在开始朝这个标准靠拢，放弃了剥取过程残忍的貂皮、兔毛、狐狸毛之类的材料，也是这样一个原因。
（图片来源网络）
有一个品牌，他们很久很久以前开始，就在为此做出努力。
Timberland踢不烂，他们希望自己以性能和工艺闻名的大黄靴，不仅仅成为一双适合陪伴你户外旅途的鞋，更是一双让地球变得更好的鞋。
我们先来看一下大黄靴的材料：
每双大黄靴的鞋面都采用了全粒面革，长时间浸泡防水蜡，在吸收70%后对外层牛皮硅化处理，一体成型才能滴水不漏；
内层使用小牛皮，衬里的部分用整张真皮来避免多余线头和接缝，让穿着更加舒适；
内底使用双层纯牛皮，靴领也由经过特殊处理的真皮制成。
重点来了，制造每一双踢不烂的牛皮，也就是上面提到的那些，来自LWG（Leather Working Group牛皮协会）严格监管认证、等级达到银级或金级评分的制皮厂。
这意味着皮革的来源必须合法、合规，制造过程必须环保，皮革质量必须优质，连制皮厂工人的待遇都必须达标。
这些，可能很多人都没在意过，但它正是我们上面说的动物制品购买标准。
一双这样的皮鞋，才能让我们放心，除了动物保护方面的考量，更是一种质量的保证。
作为一个对环境有着高度责任感的公司，在减少污染的同时，踢不烂也在全世界范围进行着植树造林的环保慈善活动，在17年间，他们已经在科尔沁种下了234万棵树，而这个数字还在继续增长。
也许，我们可以从现在开始，选择一双保护地球的鞋。
因为和这双鞋一样，守护地球的理想，也是踢不烂的。
（插入视频：https://v.qq.com/x/page/s0339gp4ggj.html）
公益和工艺的坚持，就是踢不烂。
我真心希望有社会责任感的公司，越来越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