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现象在日本，被称作人间蒸发。
而后来的一些调查证明，这些蒸发的人很多都是主动消失。
他们或许是因为压力、或许是因为伤痛，最终选择通过消失来逃离家人和社会。
加上过去几十年，日本社会的经济发展缓慢、竞争压力巨大，这样主动消失的人非常多，因此也催生出了一种特别的搬家公司：
专门在夜里或在家人邻居不知道的情况下，帮客户搬离原住所:
迅速、高效、保密、静悄悄，除了客户本人谁也不知道。
这种有一点在法律边缘徘徊的搬家业务，曾经颇受躲债之人的青睐，
但如今，这样的夜里搬家的公司，却成为一个特殊群体的求救对象：
这个特殊群体，就是那些处于家暴中的受害者们…
Miho是一位居住在日本的中年女性，也是一家搬家公司的老板。
虽然在同行里，Miho的生意已经做得非常成功、规模很大，但她从来不接受正面采访、也不轻易对外透露自己的个人信息，原因非常特别：
她做的生意，是帮人“夜里搬家、迅速小时”的生意。
之所以想到做这行，也和她的个人经历有关。
很多年前，Miho还很年轻，和很多同龄女性一样，恋爱、结婚。
原本，她以为自己会成为日本千千万万的家庭主妇中的一员，过着想象中平凡又幸福的生活。
但最终，她也和千千万万的家庭主妇们一样，遭到了丈夫的虐待：
“我曾经是一个家暴受害者，曾经每天都被丈夫殴打、诅咒。他会让我去死、说我是蠢货。
那时候国家根本没有针对家暴的法律，我曾经向很多搬家公司求助过，希望能悄悄搬走，但他们都拒绝我了。
但更重要的是，我没有足够的钱，也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去。”
但随着家暴升级，Miho意识到再不走自己早晚会死在丈夫手里。
绝望之中，Miho开走了家里的车，“离家出走”了。”
因为这次离开非常隐秘，丈夫之后短期内也不知道她去哪了，Miho为自己赢得了时间，寻求法律救援、离婚、重新找到经济来源…
离“家”出走后的日子并不轻松，她切实地感受到了各种困难后，才明白为什么那么多女性在遭受家暴后、无法离开。
好在，挺过这些困难后，Miho获得了一份新的、安全的生活。
同时，也找到了自己的职业目标：
开一家夜间搬家公司，主要就做家暴受害者的生意。
“夜间搬家”公司在日本并不是一个新行业，很早之前就已经有了。
它们相对于普通搬家公司收费更高，但效率也更高，能够帮助客户在一夜之间、悄悄地搬离原有住处。
过去几十年里，很多人都是通过这种夜里搬家的公司，逃避债务。所以夜间搬家公司的业务，一定程度上也属于在法律边缘游走。
不过，在Miho决定开公司时，寻求夜间搬家公司的人群变了：
从前的客户，都是拖家带口、悄悄搬家躲债主的人；
现在的客户，都是独自一人或带着几个孩子，悄悄搬家，躲丈夫或父母…
因为经历过，Miho理解这种服务对这些家暴受害者来说有多么重要：
在日本，三个家庭主妇中就有一人，曾经经历过或正在经历来自丈夫身体或精神上的虐待。
但根据统计，报案的概率不足3%。
大多数主妇都会忍气吞声，原因很简单：
在没有实质性的严重伤害前，警方无法时时刻刻保护她们；
法律求救流程耗时很长，无论是离婚还是起诉家暴都可能需要半年、一年、两年才能结案；
在这样的情况下，轻易报警或起诉换来的不是警方和家人的保护，而是来自施暴者的报复。
如果能有一个相对安全的、不会被施暴者找到的地方供她们居住，她们或许就能逃离家庭之后，再应对漫长的法律程序。
只有这样，她们才能更有勇气、底气离开那个施暴者。
在记者采访Miho期间，她也表示，这么多年来公司接的客户，基本都是受家暴的女性。
每天会接到5-10个求救电话，一个月可能会接300个类似的求救客户。
搬家的费用会比普通搬家公司贵30%左右，有时候可能还会根据搬家的难度更贵一点。
但她们的服务也会更周到、迅速、隐秘，后续还会为她们提供像是申请经济援助、法律援助的服务。
比如，这次录制中，在确保了客户身份隐私能够被保护的情况下，Miho带着摄制组参加了一次搬家行动：
她亲自出马，领着搬家的货车、司机、搬家人员和记者，从东京出发，驱车两百公里，来到一个城镇。
这里就是她这次要服务的客户所住的地方，我们暂且称这个客户为A。
A是一个家庭主妇，也是一个小女孩的妈妈。
她被丈夫家暴很久了，也一直被威胁着不准离开。
三周前，她在网上找到搬家公司后，打电话联系了Miho，希望能尽快搬离。
A的情况非常紧急。
她甚至不敢在电话里说太多，因为曾经有次A打电话和朋友求救，通话的过程被家里还小的孩子听到了。
丈夫回来后从孩子的口中听到了A要搬走的说法，之后对她进行了更残忍的殴打和威胁。
所以，Miho的任务，就是在A的丈夫离家上班的几个小时内，进入A家里帮助收拾行李、打包好一切必须物品，在A的丈夫回来之前带着A离开这里。
在帮助A的行动中，说是夜里搬家，其实也要等到白天A的丈夫离开后才能开工。
届时会不会被邻居看到，拖太久了会不会被A的丈夫知道，A的丈夫会不会突然回来？
这些都是可能发生的的问题，Miho也很担心。
为了防止时间不够，Miho还嘱咐A，尽量把最重要的东西放在同一个包里，实在来不及了可以只带一个包就离开。
另外，她还提前了一晚达到了A住所不远的停车场，等待着A的丈夫第二天早上上班离开，不浪费任何一分钟，尽快帮A搬家。
“搬家”能搬走多少东西不是最重要的，让A安全离开、去一个她丈夫不知道的地方，才是这次服务的主要目的。
第二天一早九点过，Miho带着同事开着车来到了A住址旁边。
从昨晚过后A就没有联系过Miho了，Miho很担心她是不是被发现了。
好在焦虑地等待了一个多小时后，A的电话来了：
“丈夫去上班了，女儿交给妈妈提前带走了，可以开始搬家了！”
行动开始了！
Miho和员工们迅速进入A的家中，在A的指导下开始打包、装箱。
A也在快速地打包，收拾女儿的衣服、玩具等等：
这些东西看似不重要，但真的搬到一个新地方、经济紧张的情况下，能多带走一些生活用品、衣物，就能多一份安稳。
几个人没有多余的话，安静而迅速地把行李一箱箱地打包好、搬进货车里。
东西比Miho预料中的要多，但现在不是根据工作量商量价钱的时候，所有人都很默契地在搬行李：
甚至是家具、冰箱、洗衣机，都在搬家员工的努力下，迅速地被装上了车里。
这种安静的氛围，也让一旁记录的媒体感到：
这不是一次普通的搬家，这是一次意义非凡的逃离！
在这样高效率的合作中，2小时内，A把自己想带走能带走的东西，都送上了货车。
家里她和女儿曾经的房间，已经被搬空了。
在Miho的陪同下，她坐上了离“家”出走的车子，去和提前离开的妈妈、女儿汇合，去一个丈夫找不到的地方，开始新生活。
在车上，A有点惊魂未定，Miho理解地一直握着她的手。
过了一会儿她才缓缓说出自己的经历，展示了自己手臂、腰上还没有消失的淤青。
“我一直都是戴着护腰的，因为他经常把我打摔倒在地上…
如果我说话太大声或者说太多，他就会对我拳打脚踢。
三年多里，我觉得自己连呼吸都不敢…”
如果在家中还需要戴“防打背心”“防摔护腰”，那这个地方就不叫作家。
根据Miho的介绍，A之后会和女儿、母亲到一个新的城市居住。
住所是Miho找到的，之后的家暴救援申请也都安排好了，同事们还和当地警局进行了备案，会重点关注A的新家。
另外，Miho还按照以往的惯例，给A联系了一名律师：
之后起诉家暴、寻求经济补偿、离婚、争夺抚养权，都需要法律的帮助。
这个漫长的抗争过程里，有Miho这样有经验的人的支持，对A来说意义重大。
Miho在这次行动结束后也表示：
“一般我不会鼓励任何人离家出走，但对于A这样的人来说，如果不离开，她们早晚会被逼入绝境。
最终的结局总是一样的：要么她杀了施暴者，要么她被施暴者杀死。
打电话给警察有时候也没有用，他们没办法时时刻刻保护你，只能和你说有情况就记得报警。”
在警察法律帮不上忙、亲戚朋友无法求助的时候，
能够夜里偷偷逃离家庭，去一个谁也不知道、尤其是施暴者不知道的地方，成了他们重获新生的重要道路…
A的逃离算是成功了，但其他人呢?
Miho表示，自己听说类似的搬家小公司，在日本已经有超过十万家了。
越是做的久，她就越理解从前一些不明白的现象：
家暴，并不是女性有勇气、有经济能力能够独立生活，就能逃离的。
比如很多女性客户能够付几万块的钱，只为求一个安全的离开。
这就是以为在反抗家暴和实际得救之间，有一段旁观者常常忽略的过渡期：
找住处、找工作、找法律援助…这段时间，她们和她们的孩子，往往处于最危险的阶段。
而这种夜间搬家公司，恰好就是帮助她们减少一点过渡阶段的危险。
我们常常鼓励受害者勇于反抗、要及时离开施暴者、要报警。
但实际上怎么离开、怎么逃离、怎么避免被报复，都不是喊一句口号、一句劝告就能解决的。
其中的困难，是旁观者难以想象和理解的。
正因如此，如今的家暴热线、一些公益性的经济援助、一些针对受害者的切实需求提供服务的机构、公司，才显得可贵吧。
希望今后社会在呼吁受害者勇敢反抗和逃离的同时，也能为他们提供反抗的力量和逃离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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