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社会对同志的包容度并不是一夜之间就有的，把时间倒转几十年，监视、举报、殴打，恐怖的阴影到处都是。
今天，就讲讲第一个站出来抗争，让同性恋群体堂堂正正站在阳光下的人——Frank Kameny。
Kameny出生于1925年美国纽约的一个犹太家庭，多年来，他是一个纯正的理科男，对民权、社会运动没有表现出一点兴趣。他喜欢的，其实是物理。
1941年，16岁的Kameny去皇后大学读物理专业，在毕业之前应征加入美国陆军。他在军队当了20年的兵，经历过二战的欧洲战场，退役后，Kameny重回皇后大学读完物理学，接着去哈佛读天文学。
那时正是苏美冷战，两国卯足劲比拼“太空竞赛”，Kameny的未来无疑是光明的。他拥有哈佛硕博两个学位，人正值壮年，多年参军根正苗红，天文知识丰富，毕业后去国防部工作妥妥的。
但没想到，意外在旧金山的一间厕所里发生了。
当时，Kameny去旧金山参加一场天文研讨会，在参会间隙，他和一个男人在一个公共厕所里发生了亲密行为。
在五十年代，社会对同性恋非常排斥，想要找到同类，他们只能去偏僻隐蔽的地方，比如小树林、厕所和小酒吧。
但Kameny没有想到，早就有警察盯上了他。
在厕所的天花板上，有一道空隙，两双眼睛凝视着他们。是警察，他们趴在上面，透过通风格栅窥探。
一出来，Kameny就被逮个正着。
在当时的美国，有同性性行为在很多州都属于犯罪，虽不是重罪，但绝对丢脸。
被抓后，警察们向他保证，只要他接受三年缓刑，档案上不会给他留下犯罪记录，Kameny接受了，但过了一年，当他在夏威夷参加国防部一个项目的时候，他收到下面这封信。
信是公务员委员会（Civil Service Commission）寄的，委员会说他们在查看公务员过往资料的时候，发现Kameny是有案底的人（那两个警察没有删除记录），要求他立马去华盛顿接受审问。
一开始，Kameny还在勉强挣扎，努力为自己开脱。他说自己在旧金山被逮捕是因为扰乱治安，并不是有什么“猥亵行为”。
但华盛顿的调查员不听，一个劲地问他难堪的问题，问他性生活的细节。对这些细节，Kameny全都闭口不谈。他既不想撒谎，也不想认罪。
在一场场耻辱的审讯后，Kameny被国防部扫地出门，他还发现，自己不被允许进入任何一个政府机构工作。对一个想拓展太空的学者来说，这无疑是灾难的。
在梦想破灭的痛苦中，Kameny后知后觉，原来自己是FBI“清理同性恋行动”中的受害者之一。
FBI对同性恋的打压始于1937年，那年，一个变态绑架并杀害了10岁男孩Charles Mattson，震惊全美。
人们开始把同性恋和侵犯儿童的变态等同，要求安全机构清楚这些社会渣滓。
那个年代，同性恋，等于“道德堕落”，等于“情绪不稳定的危险分子”，等于“可能投敌卖国的人”。
一句话，他们危害社会安定。
于是，在1950年，美国参议院的一份报告呼吁对政府内部的同性恋者来一次清理。
第二年，FBI就开展了一场叫“Sex Deviate”（性偏离）的运动，在全国各地布置了一张庞大的线人网，让医生、职员、房东、老师、学生们把自己见过的可能是同性恋的人举报出来，FBI挨个上门查。
之后，1953年，艾森豪威尔上台，更是将这种“清理”行动合法化。他签署了执行令10450，批准调查政府内部的“性变态”，以此保证公务员群体的“纯洁”。
自此，“紫色恐怖”（Lavender Scare）正式拉开序幕。十多年时间，上千上万的人被怀疑是同性恋，失去工作，丢掉社会尊严。
（纪录片《紫色恐怖》中展示的历史录像，一个男同性恋被两个警察逮捕）
被怀疑是同性恋的证据，可能是来自他人的目击，可能是阅读有同性恋倾向的书籍，也可能仅仅是一次无心的勾肩搭背。
FBI找到他们，开场白是同一句话：“我们有关于你是同性恋的证据，你有什么自辩的吗？”
“有”，或者“没有”，人们必须马上给出答案。
没有律师，当时的同性恋们也不被允许去找律师，在恐惧中，很多人选择了承认。甚至，承认了还不够，FBI还让他们交出更多的人。
在纪录片《紫色恐怖》中，当年的受害者Bob说，自己承认了同性恋身份，但FBI要求他说出至少5个人的名字。
“我脑子搜索了一遍，说了5个我觉得受伤害程度应该最小的人。我本来以为，我说了以后就没事了，他们能放过我。没想到，我们全被炒了。”
Joan Cassidy上尉也证实了这个说法。她是一个隐藏多年的蕾丝，见到FBI在半夜把所有女海兵们赶出寝室，用大灯照她们的脸，依次审问。
“我们找了你住在隔壁的朋友，她已经告诉我们你是同性恋。只要你给我们其他人的名字，我们就对你从轻发落。”Cassidy回忆当时调查员说的话。
但“从轻发落”从来只是幌子，所有人都会被赶出海军，FBI还会给她们的父母寄信，告诉他们自己的女儿是同性恋。于是，军队和家乡，都回不去。
（Cassidy年轻时的照片。为了保住军衔，她隐藏自己的身份，一直活在被人发现的恐惧中）
在这种高压之下，有的人承受不了，选择自杀。
Andrew Ference是美国驻法国大使馆的行政助理，能说5门语言，工作勤勉。
1954年，政府对他的性取向起了疑心。在2天彻夜的审讯中，Ference承认自己和室友是恋人，之后被迫辞职。因为担心政府会把他的性取向公之于众，Ference在4天后自杀。
在紫色恐怖中，同性恋们忍受着巨大的压力，小心隐藏自己的性取向，一旦被人发现，只能自认倒霉。
但是，凭什么？
凭什么因为自己喜欢的是同性，就要躲躲藏藏，就要掩饰，就要失去工作？
在这战战兢兢的气氛中，有一个人选择站出来，质问这一切。
是Kameny。
失去工作后，Kameny的立场一下子被激化了，他不再选择隐藏，而是怀着怒火，向法院对自己被解雇一事提出上诉。他失败了两次，之后又要求美国最高法院复审，但最高法院拒绝了他的申请。
虽然毫无结果，但Kameny成为了历史第一人。他的是一个公开同性恋身份，在最高法院为同性恋群体争取权益的人。
他的申请书中，对当时根深蒂固的“同性恋道德堕落论”的指责，也成为之后运动中的革命宣言。
从那以后，Kameny完全投身到同性恋平权运动中，再也没有在任何机构或公司工作（他靠朋友们的资助生活）。
1961年，Kameny和朋友Jack Nichols建立了华盛顿马特兴协会（Mattachine Society of Washington），这是美国第一个同性恋民权运动组织。
有意思的是，这个组织一开始只有20人不到，但它从诞生初始就被监控和渗透了。
1961年8月1日，Kameny和其他人讨论如何建立组织的时候，Kameny发现会议上来了张熟脸——Louis Fouchette。
此人是华盛顿特区警察局道德部变态科（真的叫这个名字）的头目，竟然堂而皇之跑过来假装自己是同性恋，偷听Kameny的组织计划。
Kameny把他赶出会议，之后让所有成员都用化名交流，只有自己用真名，保护他们的身份。不过，他们的会议内容还是被FBI知道了。
警察找到了他们所在的酒店的经理，让他负责窃听。经理听完，会议记录当天就出现在FBI局长胡佛的办公桌上。
协会内部也有线人。一个姓名不详的男人因为被协会成员劈腿，一怒之下把十几个人的名单交给FBI，好几个人失去了工作，生活被毁。
有的人是出于愚蠢。协会资深成员David Finn为了向FBI证明协会里没有颠覆分子，把成员名单、协会章程，和所有活动计划都交给了FBI。
他以为只要证明清白，FBI就能放过协会，但FBI实际上把这些信息交给了司法部，作为艾森豪威尔“忠诚-安全计划”下可用的起诉材料。
房东、亲戚、朋友、熟人，很多协会成员在不同的情况下被他们告发过，但人们并没有退缩，仍然勇敢地站出来，为自己的自由呼喊。
1965年，马特兴协会在白宫门口进行了第一次抗议，这也是最早的同性恋公开抗议活动之一。
7个男人，3个女人，举着牌子默默绕圈转。
在他们面前，是FBI探员们。他们知道探员拍照是为了记下他们的身份，好之后把他们赶出政府，但这10个人仍然无所畏惧地看着镜头，沉默地进行自己的抗议。
之后，马特兴协会和女同平权组织“碧丽提丝的女儿”（Daughters of Bilitis）联手，在联合国门、五角大楼、费城独立大厅等地抗议。
（最前面举牌的是Kameny）
在抗议中，和其他同性恋团体最不同的是，马特兴协会坚持“同性恋正常且道德”的观点。
很多同性恋团体为了融入社会，接受社会给他们贴的标签，只希望能在有限的空间下给他们更多的自由。但Kameny不同，他希望的同性恋的斗争是“彻底全面，草根式的，从头到脚和歧视抗争”。
因为他看明白了问题的本质：同性恋所面临的困境，和“国家安全”没有关系，也不是一个道德议题，它实际上是关于公民的权益。
“我是一个同性恋美国公民（I’m self a homosexual American citizen)。”Kameny在一次公开讲话中说，“这身份中的每一个部份，你都不能忽略 (And you can’t forget either part of that)。”
“同性恋群体，和我们国家其他少数群体没有任何不同。宪法和独立宣言承诺过要保证所有公民的权利，这些权利中包括追求幸福和平等的权利。作为人类，还有发展和实现他们潜力和尊严的权利；作为公民，还有让他们为自己所生活的社会做出最大贡献的权利。但现在，联邦的政策对这些权利都翻脸不认账了。”
在公开场合讲这些话，提出这些质疑，是勇敢的，因为之前没有人这么干过。
Kameny更进一步，和主流舆论唱反调，否定“同性恋不道德”的说法，大声说“同性恋是道德的”，“是好人”。
Kameny还给肯尼迪总统写信，希望他能改变对同性恋的歧视政策。
这中间，FBI和其他政府机构不是没有阻止过。德州议员John Dowdy知道了马特兴协会的存在，非常愤怒，想把这个“变态的”协会取缔掉。他提出一项法案，希望能禁止马特兴协会以及其他任何损害社会“健康、福利和道德”的组织的存在。
Kameny在国会上与他对峙，反驳Dowdy所谓的“同性恋危害社会”的说法，捍卫同性恋群体的自由。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一名代表也作证反对该法案，说法案违宪，因为它侵犯了马特兴协会根据第一修正案享有的言论自由。
这场国会上的交锋使民间舆论悄然转向。Kameny获得了媒体和市民的同情，最后，法案也没有通过。
此役之后，Kameny越战越勇。
1966年，Kameny带着马特兴协会争取同性恋在酒吧喝酒的权利。在当时，美国的酒类管理局规定，任何商家不能给同性恋，以及疑似同性恋的人提供酒，如果发现会对商家罚款，甚至直接关门。
但酒吧是为数不多的同性恋们可以放松的地方，所以他们会偷偷喝，时刻观察有没有警察进来（酒吧是警察抓捕同性恋最多的地方）。
但马特兴协会反其道而行之。他们在酒吧里坦白自己的同性恋身份，然后大大方方地喝酒，等的就是警察来抓他们，之后，把这些抓他们的机构一个个起诉。因为人权委员会裁定同性恋有权在酒吧喝酒，警察对酒吧的突袭行动之后少了很多。
这场活动的胜利，为三年后那改变无数同性恋命运的“石墙事件”（Stonewall riots）做了铺垫。
1969年，当同性恋们已经习惯在酒吧正常地喝酒时，警方开始以别的形式找茬，看他们有没有在酒吧牵手或接吻，如果发现，还是会抓。
那年的6月28日，警察涌入曼哈顿一家叫“石墙”的酒馆，抓了13人。一个女同性恋被推到警车上，撞到另一个人的头，她们痛苦地大喊起来，引来周围市民的注意。出于义愤，市民和顾客把酒馆包围起来。
这场突袭最后导致了持续一周的混乱和冲突。越来越多的同性恋们不再忍耐，大声说出自己的不满。
之后的半年内，更多的同性恋平权组织、同性恋报纸和杂志涌现出来，呼吁消灭任何形式的歧视。一年后的6月底，为了纪念石墙事件，人们在纽约、洛杉矶和旧金山开始第一次同性恋骄傲大游行。
Kameny明白，社会的河流，转道了。
1971年，Kameny参加了哥伦比亚特区第一次国会代表选举，成为美国国会的第一个公开同性恋取向的候选人。
这次竞选虽没成功，但票数排行第四，成绩不错。
之后，Kameny和他的竞选组织创建了华盛顿特区同性恋联盟，继续游说政府，为争取平等权利而施压。
1972年，Kameny开始着手做一件更大的事：让同性恋不再被视为一种疾病。
多年来，美国精神病学协会（APA）把同性恋当作精神病对待，认为他们需要“矫正性取向”。但Kameny认为自己的性取向挺好的，需要矫正的是社会的偏见，而这偏见，有很大一部分来自APA把他们定性为“病人”。
Kameny觉得，虽然APA宣称想让同性恋过上更好的生活，但他们把同性恋当作病人对待，反而让他们深受歧视和痛苦。为了改变APA的诊断手册，Kameny说服APA在年度会议上开展一场辩论，辩论的题目是：“精神病学：同性恋的朋友还是敌人？”
Kameny不是精神病学专业的，他知道自己的话说服不了专家们，于是找到John Fryer。
Fryer是精神科医生，对APA来说是“自己人”，但同时他也是一个隐藏的同性恋。
为了保住自己在天普大学的工作，Fryer在会议上戴着面具、假发，故意穿宽松衣服，他的声音也通过麦克风变音了。这场面有些滑稽，但更多是心酸。
Fryer说，APA中其实有很多同性恋医生，但他们害怕受到歧视，不得不隐瞒。为了保住工作，他们也不向自己的家人、朋友、同事展露最真实的自己，虽然他们知道，这个真实的自己并不可怕。
“我们明白如何成为一个健康的同性恋，虽然在这个世界里，这个称呼并不存在——没有人能既健康，又是同性恋，他们这么说。”
Fryer提到，在这场大会中，他估计超过100人是同性恋医生。
APA的副主席Judd Marmor后来说，他明白了其中的问题在哪里：
“我必须承认，精神病学中有偏见……在民主社会中，我们承认人们有信仰不同宗教的权利，只要他不试图将自己的信仰强加于其他人。但是，我们对不同的性取向的态度完全不同，这显然是因为其中包含了特定的道德价值观，而它以医学和科学的形象合理化。”
在这场会议的一年后，同性恋从APA的《精神疾病诊断和统计手册》中移除了。
从此后，同性恋不再被视为一种精神疾病。Kameny将1973年12月15日描述为“我们被精神科医生彻底治愈”的一天。
(Kemany和他的“战友”Barbara Gittings）
之后的几十年，Kemany继续平权活动。他为素未谋面的人们发声，给他们支招，鼓励他们争取自己的权利。
82岁的时候，Kemany还给反同性恋网站写信开怼。
2010年12月22日，Kemany被奥巴马政府邀请参加签署“不问不说”法案的废除，从此后，同性恋和双性恋们可以公开自由地在军队服役。
Kemany从奥巴马政府那里也得到了对他当年失去工作的道歉。
2011年10月11日，Kemany因心血管病，在华盛顿家中去世，享年86岁。
他逝世那天，刚好是美国的国家出柜日。
在他墓碑前的石板上，写着一句话，一句他当年游行时呐喊的话：
“Gay is good”。
这就是抗争一生的写照吧……
ref:
https://www.history.com/topics/gay-rights/the-stonewall-riots#&gid=ci024a78ae40002649&pid=h_1452065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