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ra与丈夫Lloyd和孩子们合影）
1978年，这个超级大家庭住进了一座拥有22个房间的豪宅。
豪宅位于多伦多Russell Hill Road 45号，是知名的富裕白人社区，几乎家家户户门口都有豪车，已经仆人修剪过的整齐树丛和草坪。
很快，孩子们的多元肤色成了当地的异类，常常被歧视的目光审视。
但除此之外，他们和别的孩子也没什么不同，参加足球队、打棒球、早恋、送报纸赚零花钱…
40多年后的今天，这些孩子们都已经有了自己的生活和事业，他们中有行政主厨、企业老板、残奥会游泳运动员、社会学者以及专职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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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每当有媒体找到Sandra，问她为什么想收养那么多孩子时，她的回答都是：
“这不是我想不想的问题，而是无家可归的孩子太多了。”
即使是她的孩子们，也无法了解她。
她的女儿Kathryn告诉记者：
“说实话，她不太正常。
我认为没有人能真正了解她，她有非常固执的一面，也非常善良，是个纯粹的利他主义者，把别人的利益方在个人利益之上。
那座豪宅里发生的一切，不仅书写了一个非凡女性的故事，更是一个关于如何养育孩子的大胆实验。
她没有对这个世界的苦难视若无睹，她邀请苦难回家，并与它作伴。”
（1977年，Sandra与丈夫和部分孩子们合影）
【打破陈规，跨国收养孤儿】
1937年，Sandra出生在哥伦比亚，她的父母的都是加拿大人，父亲在那里有一份不错工程师工作。
几年后，他们一家人搬回了加拿大。
1967年，Sandra嫁给了同为加拿大人的Lloyd Simpson，他善良随和，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是一名建筑估价师。
Sandra一直都想收养孩子，幸运的是，Lloyd也很支持这个想法。
于是婚后不久，他们就领养了4个孩子，分别是Michael、David、Samantha和John。
这些孩子都是从加拿大的一些寄养家庭（*当孤儿院的孩子到了学龄后，为了让孩子们更贴近普通孩子的生活环境，将孩子送至社会上的一些爱心家庭中寄养）领养的。
由于David有黑人血统，Samantha是混血儿，Sandra收养孤儿的事在邻居们之间引起了争议，他们带着有色眼光挑剔Sandra孩子们的外貌，认为“黑人的小孩不太好”。
然而，Sandra并不在乎别人怎么想。
不久后，Sandra怀孕了，生下了自己和丈夫的亲生女儿Melanie。
1960年代末期，加拿大报纸上有很多讲述越战孤儿遭遇的文章，字字句句都令人心碎。
Sandra看了以后，很想领养一名可怜的越南孤儿，但当时加拿大的移民法规定，不得从海外领养孩子。
Sandra认为，这完全不合情理。于是，她开始给不同的官员写信，询问他们如何才能领养一个越南的孤儿。
可惜，Sandra的信要么石沉大海，要么就是得到草率的否定回答。
她对那些政府官员不屑一顾，决心打破陈规。
就在这时，她认识了在越南工作的澳大利亚护士Rosemary Taylor。
Rosemary和Sandra有同样的愿景，多年来一直在努力说服越南当局允许孤儿被送往国外。
在和Rosemary一起努力争取、游说之下，Sandra终于打破两国政府的条例，成功收养了一名越南孤儿女婴。
1969年的平安夜，8个月的Mai抵达加拿大，成为首批获准进入加拿大的越南孤儿之一。
【她饱受质疑，被叫“白人救世主”】
一个个无家可归、生命危在旦夕的孤儿，让Sandra浑身充满了勇气，她决定，做更大的事。
她跟另位两名蒙特利尔的领养妈妈一起成立了一个组织，命名为“儿童之家”（Families For Children，简称FFC），专门帮助希望领养的准父母们应对那些官僚政策。后来，“儿童之家”分别接管了柬埔寨和孟加拉的部分儿童福利项目。
然而一直以来，国际收养都充满争议。
当加拿大媒体纷纷开始报道Sandra的事迹，质疑声也接踵而来。
人们无法理解Sandra收养外国小孩的想法，“儿童之家”也开始被攻击为“白人救世主”……
批评者认为，从像越南这样的国家收养儿童，把可爱的越南婴儿送到西方父母手中，“是另一种形式的殖民主义”。
Sandra也坦率表达了自己的想法，
“对于大多数孤儿来说，最好的选择就是在自己的国家长大，然而有时这根本不能实现，尤其是对于那些大龄儿童，以及身患残疾的孩子来说，更是难上加难。”
Sandra相信领养的力量，她认为，要想帮助一个在苦难中的孩子，最好的方式莫过于给他（她）一个亲密的家庭，并承诺永远去爱那个从未见过的他（她）。
【“再多养活一张嘴也不会破产”】
在越南婴儿Mai之后，陆续有更多孩子被Sandra和丈夫收养。
他俩从柬埔寨收养了18个月大的女婴Damienne，那时，Damienne刚刚从一场结核病中幸存下来。
随后，两人又收养了来自魁北克的混血儿Phillippe，以及韩国的Kesooni……
尽管他们的家越来越拥挤，但Sandra和丈夫始终保持着一个信念：孩子们需要家。
他俩相信，再多养活一张嘴也不会破产。
Sandra总能像变戏法一样做出一大锅意大利面，然后把另一个孩子塞进家里，再用旧衣服换来更多的衣物。
对Sandra和丈夫来说，只是手头更紧一些，生活再忙一些，身体累一些，
但对那些孤儿来说，这意味着生死。
【对领养事业踌躇满志，却被现实无情打击】
Sandra的“儿童之家”建立在这样的信念之上：一个充满爱的家庭，以及慈爱的父母，可以改变一切。
然而，Sandra在工作中一次又一次地目睹了现实的残酷。
在安排收养时，她最先考虑的往往是那些最需要帮助的残疾婴童，但却发现很多加拿大夫妇都不愿意收养残疾儿童；
她要求“儿童之家”的领养人不能有种族歧视的问题，但实际上，大多数家庭都拒绝收养越战后美国黑人大兵遗弃的后代——那些有一半黑人血统的越南孤儿。
最让Sandra痛心的是，很多收养以退养告终。
那些一激动就收养孤儿的夫妇，往往在真正养育孩子之后才其中的麻烦和艰辛，于是又把孩子送了回去。
一对加拿大夫妇通过“儿童之家”收养了一名被认为有智力缺陷的5岁孟加拉女孩Kate，结果刚过3个月这对夫妇就来问Sandra，“能不能把Kate还回去？”
Sandra知道，退养对孤儿的心理打击很大。一想到要把孩子送回孤儿院，Sandra就无法忍受。
于是，Sandra和丈夫收养了被退养的女孩Kate。
Sandra说：“她很有趣，也很聪明，后来我们发现她只是患有自闭症。”
另外一对加拿大夫妇收养了来自印度的男孩Emmanuel，他的视力不好，总是歪着头看一切事物。
随后，这对夫妇被医生告知Emmanuel还有学习障碍，可能永远也学不会读书、写字，于是，他们选择了退养。
这名被退养的印度男孩，也被Sandra和丈夫收养下来。
后来，Sandra又先后生下了她和丈夫亲生的孩子Nicholas和Kathryn。
无论健全还是残疾，亲生的还是领养的，Sandra对孩子们一视同仁，从不溺爱任何一个孩子，也绝不放弃任何一个孩子。
Sandra跟丈夫从柬埔寨收养的男孩Tim，有先天残疾。
他的母亲曾接触过一种毒性极强的除草剂“橙剂”(Agent Orange)，导致他一出生就患有罕见的关节疾病，他的四肢弯曲畸形，肌肉无力，医生说，Tim这辈子恐怕很难走路。
然而，经过Sandra带着他四处寻医，多次手术后，Tim不仅学会了慢慢走路，而且能在泳池里游得飞快。
后来，他成为了一名游泳运动员，还参加了残奥会。
到了1970年代中期，20多个孩子仍然挤在同一个房子里，Sandra对嘈杂吵闹毫无怨言，但她很清楚，随着孩子们在长大，他们需要一间更大的房子，但家里拮据的经济让她一筹莫展。
就在这时，关键人物Charles Gundy出现了。
【免费的豪宅和邻居的白眼】
Charles Gundy是加拿大一家著名投资银行的董事长，在多地拥有豪宅。
他和妻子Antoinette都热衷慈善，曾资助过麻风病医院，向患病的儿童捐款，还通过Sandra的“儿童之家”领养了5个孩子。
也正是这几次领养，让他们认识了Sandra，并深深为她的事迹所打动。
1978年，Charles Gundy考虑到自己名下位于Russell Hill Road 45号的豪宅一直空着，于是和妻子Antoinette商量之后，向Sandra发起了大胆提议：
请Sandra跟丈夫和孩子们一起搬进这座有22个房间的豪宅，想住多久就住多久。
1978年秋天，Sandra一家住进了这个富豪聚集的社区。
在这个遍地莱斯莱斯，由名人贵族、董事会俱乐部、私立学校以及各种裙带关系组成的社区网络里，Sandra一家格格不入，常常遭受白眼。
Sandra的孩子Kesooni说：“邻居们很讨厌我们，他们是可怕的种族主义者。”
“当地的学校以前只有少数非白人学生，我们来了以后，整个教室坐满了各种肤色、来自世界各地的孩子，他们吓坏了。”
有邻居打电话给当地的医院，抱怨Sandra一家是“非法家庭”，还有邻居在他家大门上抹上了狗屎。
在邻居们窃窃私语的非议中，Sandra跟丈夫和孩子们还是在这里开启了属于他们的生活。
几个大一点的孩子有自己的房间，但其他人都睡在可以容纳七个人的大卧室里，所有衣服都是共用的，穿衣原则是“合身就行”。
清晨，孩子们都还没起床时，Sandra就开始了她的工作，包括安排“儿童之家”的领养，在索马里建孤儿院等等。
早上，孩子们分成两队，大的照顾小的，轮流为彼此做早餐，通常是面包配枫糖浆和炒蛋。
然后，孩子们纷纷出门上学，丈夫出门上班，Sandra则一边照顾婴儿，一边为回家吃午饭的孩子们准备午餐和晚餐。
有时候，孩子们会把学校里认识的朋友带回家，那么这位新朋友会被Sandra热情邀请加入到庞大的晚餐队伍里，一起享用意大利面或者热狗。
Sandra也有严厉的时候。
她立了很多规矩，不许孩子们抽烟、喝酒、吸毒，如果她闻见哪个孩子身上有烟味，就会立刻让他们（她）脱下衣服亲手洗干净。
此外，青春期的孩子们也不准太晚回家，当然也不准在晚上带异性回家。
【信念，是艰难生活里的光】
尽管Sandra和Lloyd拼命努力工作，同时供养几十个孩子也还是很艰难。
Sandra穿着朴素，从没买过昂贵的包包和鞋子。
她不舍得去商店买面包，就在家里亲手做经济实惠的面包。
她可以一晚上烤出9个面包，并同时缝好几件孩子们穿破的衣服。
不管日子再怎么难，圣诞节永远都是最重要的日子。
圣诞节的清晨，每个孩子醒来都会发现床上有个装着礼物的圣诞袜，里面还有Sandra和Lloyd分别为每个孩子写的贺卡。
Melanie说：“我不知道妈妈是怎么做到的，她为了这一天，肯定一整年都在攒钱。”
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个家庭里年龄稍大一些的青少年搬走了，越来越多的新孩子又来了。
Jasmin来自韩国，生来就有听力障碍和视障问题。
她原本被蒙特利尔的一对夫妇收养，但也因为“没有料到照顾残疾儿童的难度”而被退养了。
她被Sandra夫妇收养时，还是个蹒跚学步的孩子。作为这个家庭里最小的孩子，她得到了大家的照顾，有人为她学习手语，也有人会在出门的时候为她带路，所有人都习惯在走路时慢下来等她……
如今，Jasmin已经获取了社会工作学士和硕士学位，并致力于消除社会偏见，积极为残疾人的权益发声。
Sandra的孩子Sash回忆，他最早的记忆来自4岁时独自在印度钦奈市的街上游荡，饿了就靠好心人施舍和捡来的食物，困了就睡在夜间无人看守电影院里。
有一天，他孤身一人坐在公交汽车站附近时，被好心人耐心询问后送到了“儿童之家”孤儿院。
在很长时间都没有找到合适的领养家庭后，Sandra把他带回来，给了他一个家。
（Sandra和Sash的合影）
现在，40岁的Sash已经成了多伦多一家高级餐厅的行政主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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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代中期，Sandra感到自己的嗓音有些异样，经常感到不适。
医生说，她患上了喉癌。
1998年，做过喉癌手术以后，Sandra再也不能说话了，哪怕是细微的声音也无法发出。
2017年，Sandra的丈夫Lloyd死于肺癌。
自那之后，Sandra就开始独自生活，并婉拒了一些孩子邀请她同住的好意。
（1992年，一家人在Russell Hill Road的豪宅前留影）
↑ 上图按编号顺序排列：
1：1971年冬天从韩国收养的Kesooni，
2：1967年出生的Melanie是Sandra夫妇亲生的女儿，
3:被其他家庭退养后，来到这个家里的Emmanuel，
4:1975年从柬埔寨收养的Tim，
5：孟加拉的Kate，她也曾被退养，
6&7：Nicholas和Kathryn也是Sandra夫妇亲生的孩子，
8：来自韩国的Jasmine也曾因先天听障和视障被之前的家庭退养，
9：1978年从印度被领养的孤儿Sash，
10：来自越南的Mai，
11：最早被收养的孩子之一 Samantha，
12：来自厄瓜多尔的Rober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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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Sandra已经83岁了。
她依然是她所创办的的“儿童之家”的负责人，也习惯了清晨天还没亮就开始工作。
她会熟练使用iPad跟印度和孟加拉等地的孤儿院联系，了解孩子们昨晚吃了什么，做了哪些事，收到了哪些捐款，以及这些善款的去向等等。
那里的工作人员都称她为“妈妈”。
现在，她的很多孩子都已经是中年人了，孩子们会来探望她，为她送来食物和礼物，邻居们也会帮她购买食品和杂货。
Sandra表示，在领养了几十个孩子之后，她更愿意一个人生活。
ref:
https://torontolife.com/city/life/the-forest-hill-couple-who-adopted-30-kid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