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来，凯瑟琳·辛普森（Catherine Simpson）对自己的出身毫无怀疑。
她的脸长得像母亲莎拉，性格像父亲乔治，冷静、温和，做事不慌不忙。
从容的性格让她胜任护士一职，她照顾孩子们时，也有父亲温柔的影子。
但在父亲去世后，凯瑟琳的认知崩塌了……
母亲打电话告诉她，其实乔治不是她的父亲，他早年做过输精管切除术，凯瑟琳和她哥哥都是两人用匿名男性的精子生出来的。
“一瞬间，哥哥变成了同母异父的兄弟，我奶奶也不是我奶奶，父亲那边的亲戚，全都和我没有血缘关系。”
（哈雷街上的诊所）
凯瑟琳有些崩溃，她询问母亲自己的亲生父亲到底是谁，莎拉说自己也不知道，她只记得她是在哈雷街做的手术，医生告诉她捐献者是伦敦圣巴多罗买医院的医学生。
而凯瑟琳的哥哥，莎拉说她是在妇产科医生玛丽·巴顿（Mary Barton）经营的诊所里受孕的，捐献者也是个医学生。
（玛丽·巴顿曾工作过的医院）
之后10年，凯瑟琳常想自己的亲生父亲是谁，到2020年9月，50岁的她决定自己找出真相。
一个契机是，她看到南非女子菲奥娜·达罗克（Fiona Darroch）的新闻。
（年幼时的菲奥娜·达罗克和她的母亲）
菲奥娜知道母亲用匿名捐献者提供的精子生下自己，但她成年后发现，精子提供者竟然是当年做受孕手术的医生，他用这种方式偷偷生下100多个孩子。
看到这个新闻，她回想起哥哥是在玛丽·巴顿医生的诊所生出来的。
巴顿是英国早期推动人工授精技术的医生，被视为行业先驱，但几年前，媒体发现巴顿在很多手术中，用了她丈夫的精子，导致他在病人们不知道的情况下有了600多个孩子。
（巴顿的丈夫Bertold Wiesner）
凯瑟琳的哥哥做过DNA检测，确认他不是巴顿丈夫的儿子，可这个行业是如此的混乱，说不定，凯瑟琳自己也是某个医生的孩子？
凯瑟琳当起网络侦探，她搜索哈雷街上所有生育诊所的信息，一个名字不断跳出来：
雷诺·博伊德（Reynold Boyd）。
(雷诺·博伊德医生）
博伊德是来自新西兰的医生，原本专攻生殖泌尿外科手术，发现人工授精更赚钱后，开始主治不孕症。
他创建的诊所位于哈雷街52号，和巴顿的诊所只隔着几栋房子，在上世纪，两人在不孕症领域都享有大名。
（博伊德的诊所，现在已经变成牙科医院）
有时候，前来求诊的病人太多了，巴顿会把自己的病人介绍到博伊德那里。
凯瑟琳的母亲记得，自己当年确实是被巴顿介绍到第二家诊所，看着博伊德诊所的照片，她记起来，确实是在这里受孕的。
（博伊德诊所内部）
当面询问博伊德是做不到的，他早在1991年就死了。
凯瑟琳查到他的讣告，发现他有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就给他的女儿打电话。
（博伊德的讣告）
对方拒绝透露捐精者的个人信息。虽然英国在2005年更改法律，要求捐精者不能匿名，但当年凯瑟琳母亲做手术时，法律是要求匿名的，她希望维护这一点。
凯瑟琳不死心，她看着自己的长相，越看越能找到和博伊德像的地方。
她做了DNA测试，把结果传到家谱网站Ancestry上，希望能找到生父那边的远方亲戚。
过了10周后，凯瑟琳找到了答案，一个她完全没想过的答案：
她的亲生父亲，既不是圣巴多罗买医院的医学生，也不是博伊德医生，
而是保罗·瓦茨（Paul Watts），埃塞克斯郡的搬运工人，一生都没捐过精。
发现保罗的DNA和她完美匹配后，凯瑟琳马上找到对方的电话，老人以为自己遇到骗子。
“你什么意思，你说你是我女儿？”保罗问道。
“我妈妈去了生育诊所，接受了捐献精子，是你的。”凯瑟琳说。
“哦，等一下。”这个83岁的老人有些想起来了，“我和我的妻子确实去过生育诊所，但那是因为我们有生育问题，我们是去做检查的。”
博伊德医生用病人的精子，去让另一个病人受孕？
无意中，两人的交流把上世纪的精子盗窃案拼凑出来了。
保罗和妻子简在1962年结婚，两人很想要孩子，但一直生不出。
他们攒了7年的钱，终于能够负担起万斯特德诊所的费用，医生把他们介绍到哈雷街做测试，那里是全英国不孕夫妻的治疗圣殿。
保罗提供了自己的精液做检测，他清楚地记得，这管精液只是用来检查自己是否不孕，绝对没有同意过把它用在其他人身上。
医生后来发现，导致不孕的是简，她患有子宫内膜异位症。
她获得了所需的治疗，五年后，两人生下一个女儿，因为快40岁了，他们就没有再要更多孩子。
在知道凯瑟琳的存在后，保罗的妻子和女儿都非常高兴，觉得她们多了一个亲人。
保罗也没有生诊所的气，他说自己年纪大了，气不起来了。
但凯瑟琳非常愤怒，她告诉《卫报》：“这些医生是拿所有人的命开玩笑！我被骗了，我的亲生父亲被骗了，我的父母被骗了。”
“人们从全世界各地跑到哈雷街找雷诺·博伊德看病，结果去过诊所的人都多了他们自己都不知道的孩子。这可能影响数千人，他们怎么敢这么做？”
发现真相后，凯瑟琳赶紧回家把消息告诉母亲，但一进门，发现莎拉逝世了。
老太太到死都不知道医生的骗局。
凯瑟琳算幸运的，至少她没有从保罗那里遗传到任何疾病，
同样靠哈雷街诊所生出来的丽莎·特纳（Lisa Turner），患上了遗传性的糖尿病。
在28岁时，丽莎被确诊患有1a型糖尿病，这是一个复杂的遗传疾病，医生询问她的家族病史。
但丽莎询问父母时，只得到“尴尬的沉默”，他们都没有糖尿病史，整个家族都没有。
在父母去世后，丽莎找到母亲在哈雷街做生育检查的文件，还是博伊德医生写的，她当时没怀疑什么。
等到十年后，她看了一步关于精子捐献者的纪录片，想起这份文件，然后查到自己的生父另有其人。
通过DNA检测，丽莎在去年9月和一名80多岁的老人达成亲子匹配，她联系上老人，对方说自己从没当过捐精者。
老人告诉她，在1972年，他的妻子流产了，之后他被要求做精子检查。
他记得很清楚，精液样本是在哈雷街收集的，但他不知道医生会拿它让女性受孕。
“如果精液以任何方式被使用，那都是未经过我同意的，我完全不知情。”老人说。
哪怕是在上世纪，捐精者提供精子前，都需要戒酒、检查身体健康，但偷取病人的精子则完全不需要。
丽莎的生父患有糖尿病，如果他想按照正规途径成为捐精者，都是有困难的。
和博伊德医生合作多年的医学生迈克尔·比尼（Michael Beeney）说，他对这些事一点也不惊讶，博伊德大概率是故意的。
比尼就是博伊德向患者们承诺过的“捐精的医学生”，从1969年到1975年，他每周捐两次精，每次能拿到3到5英镑。
比尼说，凯瑟琳和丽莎的生父的精液，基本不可能被误用。
“他们每天都要检查精液样品的数量，每天检查好几次，捐精和病人的精液样本不是混在一起的。”
“博伊德就是个商人，非常无情，也相当务实。如果他需要给不孕者提供精液，而他手边恰好有个能怀孕的精液，他不会管那么多，直接用就是。”
博伊德已死多年，他的儿子告诉《卫报》，他对此类事件一无所知。
偷窃患者精液的诊所绝不止博伊德一家。
在德文郡，有人在捐精者死后，发现他是他的亲生父亲。他联系捐精者的女儿，希望能和她成为亲人，但她说自己的父亲不可能捐精，因为他有导致终身健康问题的遗传病。
他们一调查，发现捐精者曾在当地诊所做生育治疗，猜测是他提供的精液样本被盗了。
“诊所总是用尽手段去赚钱，他们根本不管会不会出问题，患者的子女是否会查到。“DNA侦探弗莱迪·豪威尔（Freddie Howell）说。
他帮助捐精者的子女们找到他们的亲身父亲，其中，被盗用的精液案不少见。
“我们就是医学界肮脏的小秘密，而政府是同谋。他们只希望我们安静地坐在角落里，接受事实。”
目前，英国法律要求精子捐献者不得匿名，诊所也需要提供关于他的基本信息。
这多亏了乔娜·罗斯（Joanna Rose）做的贡献，她在2002年打官司，认为捐精者的子女有权利知道亲生父亲是谁，于是法院在三年后更改了法律。
（乔娜·罗斯）
但乔娜认为，目前给捐精者子女的帮助还是不多，一方面是精子盗窃案仍然发生，精液来源不安全，另一方面，是社会认为子女不需要知道亲生父亲的身份。
“这个社会认为，‘只要孩子们不知道，就不会伤害到他们’。哪怕孩子成年了，都不会告诉他们，这已经很阴险了。”
“虽然捐精者子女的权利近年变多了，但这种心态仍然存在。没有合适的机构帮助我们，没有人承担责任，到现在，还有很多记录被不断销毁。”
（乔娜·罗斯）
对凯瑟琳和丽莎来说，找到亲生父亲给了她们心理上的安慰，让她们知道自己从何而来。
丽莎的生父在疫情期间去世，两人没有线下见过面，这让丽莎很伤心。
凯瑟琳和她的生父见过面，带着双方的家人们一起，在酒吧吃饭聊天。
“知道这些就够了。”凯瑟琳看着生父年轻时的照片，哭着说，“我没必要知道更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