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恨人是不对的。但我真的忍不住去恨他们。”
这是南希·沃克玛（Nancy Womac）在最近NBC采访中说的话。
她有充分的理由这么想。在寻找、等待了40年后，她终于在今年见到自己的女儿梅勒妮·斯宾塞（Melanie Spencer）。
从一开始，南希就不想和女儿分开，但为了几百美元，她住的寄养机构把孩子卖了……
南希是美国人，从小在佐治亚州的道尔顿市长大。
因为父母没有抚养能力，她和弟弟妹妹由祖父母照顾，童年过得还算幸福。
但在南希10岁那年，祖父去世，祖母被诊断出患有癌症，政府把孩子们送到道尔顿市的孤儿院，在那里她们从小孩变成少年少女。
16岁那年，南希恋爱了，男朋友是孤儿院里的一个男孩。因为缺乏性知识，她很快怀孕，在胎儿三个月大时，孤儿院知道了。
孤儿院院长告诉南希，她是在给孤儿院蒙羞。为了让她反省，也为了保住孤儿院声誉，院长让南希连夜收拾行李，去密西西比州哈蒂斯堡的贝塞斯达少女之家住。
刚开始，南希还挺高兴，因为她的妹妹就在贝塞斯达少女之家。
一年前，因为偷偷抽烟被发现，妹妹被送到贝塞斯达。
院长说妹妹是自愿去的，贝塞斯达是一个颇有名气的基督教寄养机构，可以净化她们的灵魂。
南希和孤儿院员工坐上汽车，从佐治亚州开往密西西比。
当车刚到州际公路上时，员工突然告诉她一个消息：这孩子她不能留，必须让贝塞斯达送给品质优秀的基督教家庭。
“我当时的第一反应，就是跳车逃跑。”南希在采访中说，“因为我真的想要这个孩子，我想留住她。”
她哭了起来。
和很多人想的不同，虽然南希当年只是一个少女，但她很喜欢小孩，也想自己抚养孩子。
她觉得自己快成年了，等成年后她从孤儿院搬出去，可以一边打工一边照顾孩子。
但显然，孤儿院不打算让南希这么做，于是，她计划到贝塞斯达后偷偷溜走。
但等南希真的到贝塞斯达后，她发现自己大错特错了，
如果说孤儿院是管理严格，那么贝塞斯达少女之家就是一个专门关押少女的牢狱。
贝塞斯达少女之家是美国原教旨主义牧师莱斯特·罗洛夫（Lester Roloff）创立的，专门用来整治“不良少女”的寄养机构。
罗洛夫是美国诸多青少年之家的创始人，他相信用上帝的圣言，可以让酗酒的少年、未婚先孕的少女、叛逆的孩子，或者仅仅是有学习障碍的学生，变成受社会喜爱的正常人。
他建立的机构都非常严厉，在这里，唯一被允许阅读的书是《圣经》，没有课外书、电视和电话，每天的活动牢牢限制在祷告、打扫和听罗洛夫的广播布道上。
为了防止青少年逃跑，所有机构的门窗都上锁，如果有人试图开窗，警报会自动拉响。
每个宿舍房间有一个对讲机和扬声器，用来保证领导和宿管时刻沟通，确认青少年动向。
没有机构允许，任何青少年都不得与外界沟通，甚至和父母的每月通话都会受到监控。
在罗洛夫的众多青少年之家中，贝塞斯达少女之家还要更糟糕一点，因为体罚极其严重。
南希刚到贝塞斯达就看到她的妹妹，但对方像是没看到她一眼，一句话都不愿意对她说。
她很快发现，原来贝塞斯达是禁止少女之间交谈的，如果被发现说话，她们会被木棍狠揍。
贝塞斯达有两根专门用来打人的木头，一根有半英寸厚，18英寸长，另一根是劈开的棒球棒，因为打人次数多，上面有不少孔。
任何小错都会招致殴打，比如悄悄聊天、背错经文段落、被子没叠好、地板拖得不够干净、说机构坏话。甚至一个眼神不对，木棍就会招呼到身上。
南希亲眼看到一个女孩因为早上5点半，不想起床做祷告，被工作人员拖到淋浴室里，打了好几个小时。
“来到这里后，你会自动开启生存模式。”南希说，“你每天只会想着，‘我该怎么做才能避免被扇耳光、被棍打、被拳揍？’ 你能做的就是闭嘴保持沉默，忍过去。”
南希意识到，从贝塞斯达逃走是不可能的，她试图说服工作人员，让她留下自己的孩子。
但工作人员不屑地说，她“没有权利”要自己的孩子，“孩子会去值得拥有的家庭，而你不值得”。
未婚先孕的少女在这里处于底层，牧师和工作人员说她们行为非常邪恶，连杀人犯都比她们好。
“妓女”、“婊子”也是南希常听到的骂她的脏话，她只能忍受，不敢反驳。
唯一给她安慰的是妹妹，虽然不能聊天，但妹妹每次在厨房干活，都会给她偷吐司吃。
贝塞斯达的女孩们总是处于饥饿状态，因为罗洛夫认为暴食是堕落的行为，所以给的食物只有正常人的一半，有时甚至只有果汁。
对处于怀孕状态的南希来说，这太难受了，营养全靠妹妹的吐司支撑着。
随着临产日一天天到来，南希逐渐绝望。
“我每天都在哭。我平常不敢哭，只有祷告时可以哭，因为这样他们会以为，‘她是认真在祷告，她在和上帝沟通。’ 完全不是的，但我只敢这时候哭。”
临产前两周，贝塞斯达把南希送到田纳西的查塔努加市，让当地的寄养家庭送她到医院分娩。
她被注射了镇静剂后，就什么都不记得了，第二天醒来，护士也不让她看自己的孩子，甚至孩子的性别也拒绝透露。
一个护士偶然说出，是女孩后，南希问医生她什么时候能见女儿。
医生勃然大怒，发誓要炒掉那个护士，还说：“你怎么知道你有个女儿？你不应该知道这件事！”
“我到现在都记得他说的话。从那时起，我的心里就有一个空洞。我没见过我的女儿。”南希说。
南希不知道她的女儿被送给了谁，但她以为是普通的领养，后来她才知道，贝塞斯达是把孩子以250美元的价格卖了。
其实，在南希生孩子的5年前，密西西比州和德克萨斯州就在调查罗洛夫卖孩子这件事。
不少女孩离开机构后，告诉警方她们的孩子是被强行带走的，只要有基督教家庭愿意出250美元的“爱心礼金”，罗洛夫就把孩子给他们。
所有女孩在生孩子前，都会被机构送到其他州，这样婴儿就没有来源记录，之后也无法追查。
当时的媒体说罗洛夫卖孩子持续了至少十年，已经形成一个灰色的“婴儿市场”。
1975年，记者和政府机构调查这件事，但罗洛夫以“宗教自由”的名义，拒绝配合调查。
为了规避监管，他还把贝塞斯达从得克萨斯搬到密西西比，因为限制更少。
（实际上，因为法律漏洞，贩卖婴儿在密西西比直到2009年才算违法）
“我怎么会伤害孩子们呢？”罗洛夫在法庭上说，“孩子们是我最宝贵的财富。”
1982年，因为一名警官的女儿遭受虐待，记者再去贝塞斯达调查。
虽然罗洛夫受到当地治安官、检察官和政党的支持，但记者在和女孩们交谈中，收集到重要的证据。
一个化名叫托尼亚的女孩趁人不注意，把藏在胸罩里的纸条交给记者，上面写着她们在机构的遭遇。
那年春天，女孩们挨个在法庭听证会上作证。法庭收集到数十份女孩停经的报告，还有医生将她们和集中营里的女性做对比，发现她们的身体状况很像。
关于卖婴儿，女孩们说她们被强迫签下同意送养的文件，领养家庭是谁完全不知道。
罗洛夫发誓他们没有卖婴儿，但律师收集资料后发现，至少有100个婴儿是母亲不同意的情况下送走的，机构也收了“爱心礼金”。
1984年，官司还在打的时候，仍然有父母不断把孩子送往贝塞斯达。
那年初，一个化名叫MI的女孩成功逃出来，向当地官员控诉她受到虐待。
哈蒂斯堡的临时法官前来调查，在机构领导面前，100多个女孩面无表情地说，罗洛夫救了她们的命，她们是有罪的人。
直到一个女孩跳出来说：“法官，快让我离开！他们在打我们！”
这起事件加快了庭审，1986年，法院宣布贝塞斯达是“非法的拘留中心”，下令关闭，里面117个女孩的监护权归政府所有，之后把她们送回家。
至于罗洛夫，他在四年前因为空难，已经死了，没有被法律惩罚。
在孩子出生后的那年，南希和妹妹被姑妈领养，早早逃离了贝塞斯达。
之后，南希像大多数人一样，结婚生子，但她心里仍然空荡荡的，想着那个从未见过的女儿。
她会给女儿算日子，什么时候该说话了，什么时候该上学了，她都想着。
每年女儿的生日，她还会做一个生日蛋糕。
“我知道这么做毫无意义，但我就是想给她做蛋糕。我心里想着，今天过后，她12岁了，13岁了……就这样想着。”
南希试过找女儿。她曾经找了个律师，但对方说她当年确实不够格当母亲，机构做的没有错。
她又去找儿童福利局，说她的孩子是被强行送走的，但福利局不相信她说的话。
接着，南希去找当初生孩子的医院，但医院里没有任何她生产的记录。对这一切，可能罗洛夫早就料到了，从一开始就清除了她们能找到孩子的线索。
一年年过去，南希彻底失望了，她不指望重新见到女儿，但仍然每年给她做蛋糕。
到2018年，一个南非女子开始找自己的亲生母亲。
梅勒妮·斯宾塞从小就知道自己不是亲生的，她的养父母是南非的传教士，早早告诉过她。虽然养父母对她挺好，但“非亲生”这个事实，仍然让她感到有些无法融入。
在梅勒妮刚刚成年时，有过找亲生母亲的念头，但她担心亲生母亲可能不想见她，也许从一开始就不爱她。
她犹豫了很多年，等她的两个孩子出生后，心想该怎么和他们解释自己是怎么来的。
于是，2018年5月，梅勒妮在家谱网站Ancestry上提交自己的DNA样本，看看能不能找到什么亲戚。
她原本没抱什么希望，但没想到，她真的找到自己的姨妈，谢丽尔·布莱克维尔（Cheryl Blackwell）。
谢丽尔就是南希的妹妹，2019年12月底，她终于看到梅勒妮发的信息。
南希刚好在旁边和她吃饭，看到信息后，马上开始哭泣。
“我知道这就是她。”
因为疫情，南希和梅勒妮只能在脸书上聊天，她们经常视频，分享彼此的故事。
今年8月，在两人都打了疫苗后，她们终于第一次面对面。
虽然看过很久梅勒妮的脸，但南希拥抱她时还是忍不住哭起来。
“她是那么漂亮，那么聪明。我真高兴，感觉就像在梦中一样。我现在都感觉像在梦里。”
梅勒妮带着孩子们来看南希，南希也带着家人们和她合影，她觉得幸福，但仍然悲伤。
“很多人说，让这一切过去吧，我们要向前看。没错，我是和梅勒妮团聚了，但是这些年，我和她仍然错过太多太多。这件事在我心里过不去，我不原谅。”
南希在脸书上找到其他贝塞斯达的受害者，她们建了一个群，互相帮忙找孩子，但很少人像她那么幸运。
受害者们也希望告诉社会，当年发生在她们身上的事，是寄养机构不受监管的后果。她们希望推动法律变革，让这样的悲剧不再发生。
但这是很难的，实际上，在罗洛夫死后，类似贝塞斯达的机构在美国遍地开花，也发展到全球。
它们有很多名字，寄养机构、荒野计划、新兵训练营、行为矫正机构、宗教寄宿学校、问题少年收容所。一批机构被打压后，另一批改头换面后再次出现。
但它们的本质都是一样的，用极端的规则和体罚，矫正被父母认为有问题的孩子。
去年，“希望之环女孩牧场”的创始人女儿就在Tiktok上曝光，父母建的改造牧场虐待儿童，强迫十几岁的女孩互扇巴掌，强迫她们吃掉自己的呕吐物。
今年，基督教组织“青少年挑战”被媒体曝光，有60多个女孩在里面被迫放弃孩子，孩子生下后被强行送走。
她们也受到严重的身体虐待和情感虐待，不能和男生有任何接触（目光接触也不行），女生之间也不能触碰身体，患有抑郁症的人要扛着石头生活，被控有性瘾的人要腰系着重物。
因为糟糕的环境，去年5月，一个女孩在“青少年挑战”里死亡。
“我们想找到我们的孩子，我们更想永远关闭这些地方。”贝塞斯达受害者辛迪·肖特（Cindy Schott）说，“真的很震惊，为什么到2021年，这样的机构仍然存在？”
有需求就有市场，只要未成年人仍然不被尊重，不被视为完整的人，这样残酷的机构就少不了。
也许法律监管能够有所抑制，但因为机构的换皮速度，这也许会很慢。
不管怎样，先重视，再改变，总比什么都不做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