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来说，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是指在绑架事件中，人质对绑架者产生情感认同，形成比较融洽的关系。
这种现象第一次被提出，是在1973年瑞典斯德哥尔摩发生的一起抢劫绑架案当中。
1973年8月23日，假释犯简·埃里克·奥尔森（Jan-Erik Olsson）和一名曾经的狱友克拉克·奥洛夫森（Clark Olofsson），试图抢劫斯德哥尔摩最大的银行。
他们劫持了银行的4名员工（3女1男），将人质关押在银行的一个金库中。
他们跟警方僵持了6天，8月28日，警方向金库投放了催泪瓦斯，这场抢劫绑架案以绑匪的失败而告终。
人质都获救了，但他们之后的反应，让人有些意外。
（被绑架的4名银行员工）
因为4名人质中，没有一个站出来指控绑匪，甚至还开始筹集资金为绑匪辩护。
他们都表示不恨绑匪，而是同情他们，因为绑匪没有伤害他们，而是一直在照顾他们，这让他们很感激。
人质中有一名叫克里斯汀·恩马克（Kristin Enmark）的23岁女子，她的表现更明显。
她说，她更害怕警察，警方的态度对她造成的生命威胁，貌似比绑匪更大、更直接。
她指责警方在这次案件中行动不力，根本不关心人质的死活，让人质不得不自己跟绑匪谈判，以保住性命。
在这个过程中，人质们觉得绑匪比警方的谈判人员更理智，警方谈判人员表现出的攻击性和煽动绑匪的行为，会危及人质的安全，这让人质对警方产生了深深的不信任感。
（人质克里斯汀获救）
克里斯汀还对当时的瑞典首相奥洛夫·帕尔梅（Olof Palme）“开炮”。
在被绑架期间，她曾给首相打电话，向他吐槽警方的行动，
“我非常失望。我觉得你们是拿我们的生命当赌注。”
“我完全信任劫匪，也并不绝望，他们没有对我们做任何不好的事。”
“但是，奥洛夫，你知道，我怕的是警察会袭击我们，让我们丢掉性命。”
在42分钟的通话中，克里斯汀要求首相同意让绑匪和人质一起离开银行，双方发生了激烈冲突。
“你是这个国家拥有最高权力的人，你可以救我一命。”
“是的。”
“但我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让绑匪跑到外面……他们迟早得明白，这种情况不会一直持续下去。”
首相告诉克里斯汀，她应该宁愿死在工作岗位上，也不应该让首相屈服，满足绑匪的要求。
有报道说，克里斯汀曾对绑匪克拉克产生感情。
她也确实在回忆中说过：“我们很高兴他在那，因为情况变得不一样了。”
“他安慰我，握住我的手，他说‘我不会让奥尔森伤害你的’。”
但克里斯汀也表示，她对绑架者“没有爱或身体方面的吸引力”，她只是想活下去。
（人质被关押在金库里）
不光人质是这种态度，绑匪奥尔森也交代了类似的情况。
他在接受采访时说，如果一开始他要杀掉人质，那会很容易；但随着时间推移，他跟人质之间产生了情感联系，下手就变得越来越难了。
（绑匪奥尔森被捕）
克里斯汀等4名人质的表现，让外界很不解，直到有人提出了一种新的理论。
他是这起抢劫绑架案中警方谈判团队中的一员、瑞典犯罪学家和精神病学专家尼尔斯·贝杰罗特（Nils Bejerot），事后警方让他帮忙分析人质的心理。
贝杰罗特提出，人质是被绑匪洗脑了，跟绑匪产生情感纽带，反而害怕警察。
他将这种情况命名为Norrmalmstorgssyndromet综合症（Norrmalmstorg是案发地所在广场的名字），在瑞典之外的国家则被称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Stockholm syndrome）。
（精神病学贝杰罗特）
随后，“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这一心理学术语就通过媒体等渠道传开了，被人们熟知。
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这种心理疾病其实一直存在争议，一些学者对“究竟有没有这种病”都有疑问，甚至认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根本就是杜撰出来的。
2008年，瑞典精神病学家克里斯托弗·拉姆（Christoffer Rahm）在论文《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精神病诊断还是都市传说？》中表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不是精神病学诊断”。
拉姆认为，人质的行为是一种“帮助受害者应对创伤的防御机制”，这种机制在家庭暴力或其他形式的虐待案例中，也经常会出现。
（警方跟绑匪对峙）
2013年，《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出版了第五版。
这本书由美国精神医学学会出版，在美国和其他国家经常被当做诊断精神疾病的指导手册。
不过，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并未被收录到这本书中。
很多学者认为，这种现象属于创伤性联结（指受虐者对施虐者的依恋）或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学者们对此研究不多，也无法在对其的解释上达成共识。
（绑匪奥尔森被捕）
以上情况是在学术范畴内的，但之后几年，有人从其他的角度，对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提出了质疑。
2015年，加拿大心理治疗师艾伦·韦德博士（Dr. Allan Wade）在一次演讲中表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子虚乌有，只是一个“都市传说”。
他曾采访过人质克里斯汀，听她详细讲述过那段经历。
“她是一位勇敢的年轻女性，她努力维护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
“她是心理学界最著名的女性之一，也是被误解最厉害的女性之一。”
他提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以及类似的概念，比如创伤性联结、受虐妇女综合症、习得性无助等，都是将焦点由实际事件，转移到受害者（尤其是女性受害者）的扭曲理论。
在韦德博士看来，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可以压制受害者公开谈论负面内容，是为诋毁女性暴力事件受害者而发明的概念。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让一位愤怒、疲惫又勇敢的年轻女性闭嘴，她只是从自己的角度讲述了事情的真相。”
“这跟克里斯汀·恩马克的心理状态无关，这是一种打压策略。”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示意图）
2019年，澳大利亚的调查记者杰西·希尔（Jess Hill）写了一本关于家庭暴力的书，名叫《看看你让我做了什么：权力、控制和家庭暴力》。
在书中，她把艾伦·韦德博士的理论更进一步，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称为“一种没有诊断标准的可疑疾病”，认为它“充满厌女情结，是建立在谎言之上的”。
她还指出，2008年的一篇文献中说，
“对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大多数诊断都是由媒体做出的，而不是心理学家或精神病学家”。
记者在书中写道：“这种杜撰的建立，是一位明显跟案件存在利益关系的精神病学医生，为了抹黑女性暴力事件受害者而编造的谎言，他的第一反应是让质疑他的权威的女人闭嘴。”
“精神病学家贝杰罗特从未跟让他提出那种理论的那名女性（指人质克里斯汀）交谈过，从未问过她为什么更信任绑架她的人，而不是警方。”
（相关报道）
案件发生后的几十年里，人质克里斯汀也曾担心，是自己在那6天里做错了什么。
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她不再纠结了。
“理想的人质是一位守口如瓶、认为警方会保护她的女性。”
“当有人像我一样时，谁会说跟他们对立的话？你必须说他们是有病的、疯狂的，而不是看看警察做了什么。”
“是的，我害怕警察，这有啥可奇怪的？”
“人们害怕那些在公园里、屋顶上、角落里，身穿作战背心、戴着头盔、荷枪实弹、随时准备射击的人，这很奇怪吗？”
年过七旬的克里斯汀回想当初，仍然没有改变想法。
“当他们在报纸上写这些事时，我一点儿都不在乎。”
“我了解我的故事，我知道我的真相。”
“近50年后，我觉得自己没做错任何事。”
“我做了我必须做的事，我为自己感到骄傲。”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示意图）
无论是单纯的学术讨论，还是从其他方面进行解读，
关于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争议，其实一直没有定论。
未来，恐怕还需要更多的研究，才能得出一个让大多数人信服的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