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咔嚓”，一瞬间，丽贝卡用力把小鼠的脖子往外拧，让它脊椎断裂。
一只死了，再下一只。
这些吱吱乱叫的小动物，在她手中变得绵软，最后悄无声息。
这样的动作，丽贝卡每天要做10次，持续了十多年。
她估计，在整个职业生涯里，她杀死过30万只动物，绝大多数是小鼠，有时是仓鼠。
杀死动物的方法各不相同，有时是注射过量的麻醉药，有时是把动物放入密封空间，不断提高二氧化碳浓度。
但最常见的，还是颈椎脱臼处死法，也就是拧断脖子。
丽贝卡不是心理变态，她是一名生物医学研究机构的动物实验研究员，利用动物实验，做传染病研究。
（网络图片）
在媒体和影视作品中，像丽贝卡这样的人经常被描绘为心狠手辣的魔鬼，天生喜欢虐待动物。
但最近的媒体报道，研究员们也是动物实验中的受害者，巨大的伦理道德压力让他们陷入精神危机。
“丽贝卡”不是她的真名，在媒体的采访中，为了保护身份，她选择用化名。
她说，一开始她是怀着拯救全人类的心态进入传染病研究行业的，但随着杀的动物越来越多，她开始怀疑自己。
“圣诞节前的最后一周是最糟糕的，我一整天都在扭断它们的脖子。”丽贝卡在采访中说，“不得不杀死这么多动物，造成它们的痛苦，常常让我觉得自己的存在没有多大意义。”
工作到第八年，她开始质疑自己工作的伦理问题，之后负罪感和悲伤越发强烈，她开始酗酒，恐惧工作，甚至想要自残。
“我经常和同事们开玩笑，如果情况太糟糕，我们就一起从三楼跳下去。这样不至于摔死，但可以休息一段时间，不用杀动物。”
抑郁、创伤、压力，这些情绪缠绕着她。她不是唯一面对这些的人。丽贝卡表示，几乎所有在她的实验室工作的人，都有此类感受。
“必须承认，这不是一份正常的工作，每个人都被自己要求去做的事压得喘不过气。”
和大众的“白衣魔鬼”的想象相反，科罗拉多州立大学的伯纳德·罗林（Bernard Rollin）博士在2011年观察到，绝大多数研究人员在进入动物研究领域的时候，目的是为了帮助动物。
“但他们的日常工作却是杀死动物，或故意制造痛苦、疾病，和其他有害状态。正是对动物的热爱，最终使他们绝望。”
在心理学上，还有个专业术语，叫“关爱－杀戮悖论”。也就是自己明明喜欢，甚至想要饲养某个动物，但又不得不杀死或目睹杀死它们。
这种扭曲感，会引发紧张、创伤压力、道德不确定性和情感疲惫，在医疗人员、动物救助站员工和动物实验员工上很常见。
去年，美国学术团队做了一项针对动物实验研究员的大型研究。
他们通过调查美国和加拿大800多名实验室工作人员，发现他们的心理疾病（比如创伤压力、情感疲惫）与日常做动物实验有明显关联。杀害动物的次数越多，心理创伤就越大。
这和另一个实验的结果类似，当动物救助站的安乐死次数越高时，员工的离职率就越高。
让人意外的是，研究还发现，很多实验室工作人员会把动物当作自己的宠物来对待，哪怕公司只要求把它们当作工具。
有40％的实验室工作人员承认，他们经常会给动物们取名字，对它们有感情。
当然，这也加剧了他们的心理创伤，因为实验室里的动物总有不得不死的时候。
西卡罗莱纳大学的心理学教授哈罗德赫尔·佐格（Harold Herzog）在研究人与动物关系的论文里，说过他的同学罗恩·尼泊（Ron Neibor)的故事。
尼泊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是哺乳动物的大脑视觉皮层。因为尼泊比较喜欢猫，他就把猫咪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
按照实验方案，他先把猫咪大脑上的特定部位故意破坏了，然后让它们做任务，记录它们的表现。
一开始，他还是很铁石心肠的，但之后一年，因为天天和猫待在一起，尼泊对它们产生了感情。他给它们取名字，和它们玩耍。
几乎每天，尼泊会把猫咪们从笼子里放出来，带着它们在学校草坪上漫游。它们基本成了他的“宠物猫”。
在实验快结束的时候，一个严重的道德危机来了：
学校需要确认猫的大脑确实在正确位置上遭受破坏，所以，必须进行大脑切片。
也就是说，必须把猫杀死，割断它们的头，从头骨中取出大脑，然后用化学方法硬化神经组织，将其切成薄片。
那几周时间，尼泊是恍恍惚惚的。同学们知道他对猫的感情，愿意代替他“做脏活”，他拒绝了。之后的每天，他杀死了12只猫，切下它们的头颅。
他的情绪明显变得沮丧，精神不稳定，开始离群索居，不愿和人交谈。哈罗德赫尔·佐格说，这是他面对自己的研究带来的道德后果。
这样的故事并不少见。一个化名叫伊丽莎白的前动物实验工作人员告诉媒体，每当她给老鼠做颈椎脱臼术的时候（也就是扭断脖子），她都会哭得眼睛肿掉。
“它们的身体很脆。”她说，“那种感受永远不会离开你的脑海。此刻，我都能从我的手指上感觉到。”
在实验室工作几年后，伊丽莎白被诊断出有重度抑郁症，之后辞去工作。
在过去的五年，她每周去看一次心理医生。她说，她认识的大多数动物研究人员都有这样的经历。
《兽医科学前沿》上的研究认为，研究人员遭受到心理创伤，最大的原因来源于缺乏社会支持。
社会的歧视，管理层冷漠，和不科学的动物研究制度，都使研究人员独自承担着沉重的道德压力。
社会歧视就不说了，很多人认为能对动物下手的人多少有点不正常。
而管理层，更是压抑着员工的痛苦，不然他们说出来。
丽贝卡说，在她的实验室，有一条不成文规定：如果你对这份工作有疑问，那么有问题的不是工作，而是你。
“我工作的地方有一条规定，就是保持缄默。在大多数情况下，管理层希望员工们表现正常。但他们没有意识到，一天之内杀死100只动物，真的会对人产生负面影响。”
伊丽莎白也认为，科研机构需要给研究人员提供一个表达情感、卸下情感包袱的出口。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不被允许生气。我们需要为实验室里的动物们生气，因为它们被虐待、被忽略，正在忍受折磨。但当你是这个系统的一分子时，你会感到无能为力，即使你是照顾它们的人。”
目前的动物研究制度，丽贝卡也认为是有问题的。
“有太多动物在没必要的情况下繁衍出来，然后被杀掉。”
她提到自己曾在一个“特别无能的经理”手下干活，他无法准确预测未来实验需要的小鼠数量，因此，总是往多了算。
这导致实验室里生产出过量的小鼠，每过三个月，丽贝卡被命令杀死所有不再适合研究的小鼠，也就是年龄超过6个月大的。
那段时间，被她杀掉的小鼠不计其数。
“我现在想起来都特别愤怒，那些动物根本不需要被繁殖。但研究室里有一种风气，那就是一旦项目被批准，就尽可能多的用动物。”
如果项目出问题，进行大规模扑杀也是常有的事。
去年3月，受新冠疫情影响，美国宣布任何与新冠研究无关的项目，都是非必须的，需要暂停。
一时间，全美各地的研究机构里，扑杀了成千上万的动物，有动物保护组织称这是一场“杀戮盛宴”。
很多研究人员表示，在几乎杀光所有动物后，他们的心理健康受到影响。
因为技术原因，现在人类还无法抛弃动物实验，很多研究员用功利主义为安慰自己，提醒自己为了大多数生命，牺牲小部分动物，这么做是无错的。
虽然道理说得通，但下手时的痛苦是实实在在的。
今年3月，牛津大学的哈泽姆·佐尼（Hazam Zohny）博士在《医学伦理杂志》上说，现在到了动物实验不得不改革的时候。
“这场流行病凸显了改革的必要性，即如何规范杀死动物的过程，以及如何更合规地诱发它们的疾病，给它们造成伤害。”
“当下规范动物研究的行政机构，忽视了使用动物会对实验室人员造成的潜在心理影响。这些影响是有害的，并与伦理问题有关。”
虽然日常工作是杀死动物，但他们也不愿意啊，
希望未来，能找到对人和动物都好的实验制度吧……
ref：
https://www.frontiersin.org/articles/10.3389/fvets.2020.00114/full#h1
https://www.sciencemag.org/news/2020/03/it-s-heartbreaking-labs-are-euthanizing-thousands-mice-response-coronavirus-pandemic
https://academic.oup.com/ilarjournal/article/43/1/27/845912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abs/pii/S0195561611000301?via%3Dihub
